再问“先生还能回来吗?”


再问“先生还能回来吗?”

 

 

读了汪波老师的《先生还能回来吗?》(《语文学习》2015年第4期)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确实,每一个身处教学一线、稍有几年教龄的老师都明白:在当前唯考试分数至上的大环境中,任何人想要冲破应试的樊篱,都只能落得伤痕累累,铩羽而归。因此,钱理群先生以一代学人之身涉足中学语文教育,历十年时间而最终无奈地“宣布‘告别教育’”,绝不仅仅是钱先生个人的失败与悲哀,而是当前语文教育乃至整个基础教育的失败与悲哀。因为相对来说,在基础教育界,语文教师的“人”的意识、育人的意识整体上应该是高于其他学科的。换句话说,当前语文教育的中的“非人的教育”很盛,其他学科则更盛。

但是,在这“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一切以应试为中心的教育大环境中,“与世推移”“随其流而扬其波”,就对吗?尽管“没有相应的社会的改变,教育很难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也很难实行真正的素质教育……对现有格局下的改革,必须有清醒的估计,不能有过高的期待”,但是,面对这“日益坚硬的‘教育大厦’”,面对这“已经固化了的”教育“土壤”,如果连一个“‘不适时宜’的呼喊者”都没有,我们的教育还有明天吗?

但愿钱先生的呼喊与身体力行,不仅仅只是“为失重的一端添加了一些‘人心’‘精神底子’的砝码”,不仅仅只是“在平静的湖面留下些涟漪,留下些许让人思考的痕迹,为语文教育漫漫长路立此存照”!面对当前积重难返的语文教育,一个钱先生退下去了,应该有更多的钱先生挺戟而出!

 

阅读教学,怎一个“找”字了得


阅读教学,怎一个“找”字了得

                               

 

阅读教学,本该带着学生认认真真地读课文,引导学生在阅读和鉴赏中掌握读书方法,提高阅读能力。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阅读教学退变成了针对预先设定的问题或既有观点带着学生从课文找答案或证据,来回答问题或印证观点。放眼当前的语文课堂,即使是规格很高的公开课,这种做法也不鲜见。读了罗晶老师的《莫让文本细读沦为观点印证》(《语文学习》2014年第10期)一文后,更深感当前阅读教学中的“找”风之盛!

阅读教学走入“找答案”“找证据”“找细节”的“观点加印证式的误区”,表面看来,是高考、中考语文阅读试题的影响、导向所致,实质上是语文教师功利滞后的教育教学观念和不读书而导致的。教学《鸿门宴》一课,在分析项羽这一形象时,有的老师就把“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沽名钓誉”等对项羽的评价先用PPT呈现出来,然后让学生从课文中“找”出能够证明这些说法的内容;有学生在“找”的过程中说项羽的军队是“乌合之众”,老师就毫不犹豫地肯定了学生的说法,并且强调说“这样一群乌合之众,怎么能不败给刘邦?”课后,有人质疑“乌合之众”的说法,执教者振振有词:“语文课怎么讲都行,没有绝对的对错。课上得好坏,最后还要看学生的考试成绩。”秉承这样的观点来上语文课,阅读教学自然就应该只是为了能让学生考高分,就要教会学生怎样从文章中找答案,至于对文章的理解是否正确,只要不影响学生考出好成绩,就可以不去管它。同时,学生说项羽的军队是“乌合之众”,教师马上予以肯定,则说明教师没有读过《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对项羽、刘邦没有全面的了解,于是课堂上只能生云亦云。

由此不难看出,改变功利滞后的教育教学观念,做一个真正的阅读者,提高自身的阅读鉴赏能力,是克服当前阅读教学中“找”风盛行现象的根本出路。

 

做一个“勤读、能写、善教”的语文教师


做一个“勤读、能写、善教”的语文教师

                             

 

读了俞发亮老师《在语文的田野上躬耕不辍》(《语文学习》2014年第11期)一文,感受颇深。诚如俞老师所言,“勤于读书,是一位语文教师的本分,是保持知识、思想‘清如许’的源头活水”;“能够写作”,“即使没有篇篇发表,但就是与学生一起写‘下水文’,动动笔,言传身教,也能增强写作的体验、能力,使写作教学指导更具有针对性、真实感”。

“勤读、能写、善教”,应该成为语文教师的自觉追求。在这三者之中,“勤读”是基础,是前提;“能写”,是巩固,是提高;“善教”,是落实,是结果。

对语文教师来说,阅读尤其是基础性的经典阅读,就是种植橘树时的那担作为底肥的“农家肥”。底肥充足,“橘树到了结果期才能果实累累”;底肥不足或者根本就没有底肥,橘树到了结果期则不仅结不出累累的果实,还会枝枯叶黄,了无生机。同样,一个语文教师的“底肥”充足了,在教学中才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才能芝麻开花节节高;“底肥”不足甚至缺失,则只能做一个“教书匠”,非但不能在事业上有所建树,而且工作中还会捉襟见肘,疲于应付,丝毫品尝不到职业的乐趣。

 “劳于读书,逸于作文。”“欲渡人,先渡己。”“坐而论道者能起而行之,所要加于人者必可行于己”。语文教师不仅“应该比学生更善于阅读”,更“应该比学生更善于写作”。因此,在读的同时,语文教师还应该勤于动笔,随时写下自己在阅读、教学等方面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通过“写作”来调整自己的思路,加深自己的理解,提高自己的认识,增强自己的能力,提升自己的境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带着学生去读书,去写作;才能引导学生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教会学生阅读和写作的方法,促进学生不断增强阅读和写作的能力,从而更好更有效地去阅读和写作。

总之,不停地读,不停地写;为提高自己而读,为提高自己而写;为教而读,为教而写;为更“善教”而读,为更“善教”而写,应该成为语文教师工作和生活的常态。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读郑也夫《语镜子》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读郑也夫《语镜子》

                                

 

语言是怎样产生的?语言与社会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会在语言中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如何透过语言的变化尤其是新词新语来体察人情世态,来认识我们的社会?……想深入理解探讨这些问题,不妨读一读郑也夫的《语镜子》。

郑也夫“文革”中曾经下放北大荒,务农、造砖、伐木、采石、教书;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1986年又获美国丹福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职于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曾任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主持人,“实话实说”总策划。丰富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广阔的学习和学术背景,使作者能够自如地出入于语言学、社会学、生物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语言材料信手拈来,对语言与历史、民族特征、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社会习惯用语与隐语黑话,历史遗留语汇与新词新语,语言现象与语言的产生等,都能自如地驾驭,通过语言现象来透析社会万象,从习语的变化来窥见世态人心和价值变迁,从而使得作为语言文化类的杂文集的《语镜子》一书,既具独特的学术底蕴,又不乏趣味性和可读性,成为一部有趣有益的语言社会学方面的著作。著名作家阿城为本书写了序言《序:语言,社会的舞动》。

全书共分为两编。第一编是1990年完稿、1993年问世的小书《礼语·咒词·官腔·黑话》。第二编是写于1992年到2011年二十年间的与语言问题有关的文字汇编。作者采撷了社会生活中的日常语言,将其归纳为“礼语、咒词、官腔、黑话”和“粗口、俗语、联语、儿歌”等不同的方面。其中,既有对语言的一般社会学问题的探讨,如《语言的强制力》《语言社会学的视角》《隐语大泛滥》等,也有对语言与民族特征、民族文化等的分析,如《语言,活着的历史》《语言,民族特征的写照》《方块字——中国文化的脊梁》等,还有对语言产生的生物学方面的探索,如《语言产生之猜想》《语言是本能》等,更多的则是针对具体的语汇本身,从社会历史或社会关系的维度对其作出细致的勘察。这些语汇包括“吃了吗”“哥儿们”“‘先生’‘同志’‘师傅’”“长””“新鲜”“革命”“牛逼“被”等等。作者以其独具的慧眼,深入语言的迷宫,反复咀嚼,在我们熟知不察乃至感知钝化的日常语言中,发现了一个社会语言文化的富矿,分析探讨了这些词汇背后所隐含的人情世态和社会文化心理,为我们理解认识社会认识生活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同时,作者对语言现象所作的社会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分析探讨,也为语文教育教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精彩片段摘录:

1、修辞的高段都是人精,即体察人情入微者。老话说人情练达即文章,让我明白文盲不是文字盲,而是人盲,不懂人的关系的勾连变化,是文化盲。(阿城《序:语言,社会的舞动》)

2、语言不是一种虚饰,它在执行着某种实际的功能。并且因为每个人总是希望语言这种经常使用的工具经济、简便、省力,以最小的气力表达最大的信息量,因此一种语言总是与它的环境高度适应。(《语言,民族特征的写照》)

3、把一个民族维系在一起的最主要的力量是语言。(《方块字——中国文化的脊梁》)

4、我们生活在语言中,娱乐在语言中,嬉笑怒骂在语言中,我们是更纯正的“语言动物”。(《语言,中华民族的审美主弦》)

5、语言美学中的一条重要规律是:一个初始极富感召力的词汇在亿万次的使用中会逐渐钙化,失去其生动性。直至人们在使用时早已淡忘了其“潜台词”,只是下意识地将这一用语看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主动这样问候别人与欣然接受别人这样的问候。(《“吃了吗”——民以食为天》)

6、封闭社会中的自报方式——“我”是个代词。代词就其形式本身而言是最无个性的,因为它是公用的,人人都可以自称为“我”,都可以称他人为“你”、“他”。……“你我相称”(即使用代词)给人亲近感,姓名有时则会使人感到生硬、见外。
(《“谁?我!”——封闭的社会》)

7、凡生活在中国社会中的人都知道“哥儿们”不是“哥哥”。“哥”是一种血亲关系,“哥儿们”则是非血亲的、特殊化的朋友。既是属于朋友关系为什么要冠以“哥”字,为什么朋友间要“称兄道弟”?这是因为“兄弟”关系对生活在亲属网络中的中国人是极为重要的,将朋友比附为“兄弟”可以缩小双方感情上的距离,使关系大大超越一般朋友。(《“哥儿们”——关系之网》)

8、在革命刚刚胜利的年代中,当“同志”取代了“先生”、“太太”时,人们确实感到了一股平等的新鲜劲儿。当一个做小买卖的人被称作“同志”时,也许他会在一个短暂的时刻里觉得自己的工作变得神圣了。但“同志”的泛化并不能消除社会成员间的深刻差异,也不能改变多数人工作的性质和动机:养家糊口。(《“先生”“同志”“师傅”——鄙俗化过程》)

9、中国的礼教既不为年轻人提供恋爱婚姻的自由权利,又不认为情爱是夫妇生活的主要内容。夫妇间几乎是讳言“爱”字的。公然以“爱人”代替妻子等称谓,是“五四”以来反传统的产物。1949年革命成功以后的一段时期,又刚好出现高级干部休掉“老婆”另择“爱人”的小插曲。“五四”运动时期的道德批判,权势者的现实需要,合力使“爱人”堂而皇之地成为配偶的主要称谓。(《“爱人”和“气管炎”——称谓变革与妇女解放》)

10、中国语言最势利的现象之一就是“长”字在称谓中的泛滥。“长”几乎是最高级的“敬语”,称“长”胜过了“老”、“先生”,表达出一种至深的敬仰和臣服之情。(《“长”字满天飞——官本位的社会》)

11、从敬语、问候语、称谓、官话中我们可以认识一个民族、社会,但如忽视了骂人语将是一大疏漏。敬语、问候、称谓、官话更属理性的产物,而骂人语是更情绪化的东西,它更透露出一个人(及一个民族)的性情。(《“他妈的”——移情的心态》)

12、语言在仪式中是点睛之笔。在以听得懂的语言代替了巫师的妄语后,伟大的仪式演讲者却都领悟了祖先的智慧:仪式语言不是实用语言,它不是要晓之以理,而是要动之以情,不是教你怎么做,而是告诉你为什么要去做。(《仪式语言》)

13、语义学家们一直致力于使语言的表述更为精确,但他们也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彻底消除模糊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这既是因为现实本身也带着某种模糊性,更是因为模糊的语言比清晰的语言具有更宽的覆盖面,现实中会有很多事物是人类尚未透彻理解的,以模糊的代码去指称它毕竟胜过无以名之,何况模糊会刺激人们去填补它。所以格莱克说:“混沌是信息的创生。”完全消除模糊,人类的语言将变得贫乏,而语言的贫乏反过来又会使人类的思想变得贫乏,到头来我们就只剩下一些清晰干巴的教条,丧失了对神秘之门的想象能力。(《沟通与误解——语言是双刃剑》)

14、孩子的语言不是教会的,他们是带着“程序”来的,只要外界给予一点影响和诱发,他们潜在的能力就会发育成长。用乔姆斯基的话说:“一种语言的语法改写是由儿童从呈现于他的资料中发现出来的。”(《语言是本能》)

15、语言需要学习。但是学习不是因,而是果。“学习并非是取代天赋的另一种选择,若是没有天赋的机制供他学习,学习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你携带了天赋——一种语法,所以你才能够在蒙昧中神速地学习语言。(《语言是本能》)

 

一样的赠别 不同的情谊

 


 


一样的赠别  不同的情谊


——李白《赠汪伦》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比较赏析


 


 


                    赠汪伦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李白                                             李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                    故人西辞黄鹤楼,


忽闻岸上踏歌声。                    烟花三月下扬州。


桃花潭水深千尺,                    孤帆远影碧空尽,


不及汪伦送我情。                    唯见长江天际流。


 


李白的这两首赠别诗,无论哪一首都堪称经典,都是公认的古典送别诗中的上乘之作。然而,仔细品读,我们会发现这两首诗所表达的离别之情和主客之间的情谊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虽然同为赠别诗(也称送别诗),但两首诗的写作缘起是不相同的。缘起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两首诗所表达的离情的不同。


据清代袁枚《随园诗话补遗》记载:有一位素不相识的汪伦,写信给李白,邀请他去泾县旅游,信中写道:“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欣然而往。汪伦是泾县的豪士,为人热情好客,倜傥不羁。于是李白问桃园、酒家在什么地方,汪伦回答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大笑。留数日离去,临行时,李白写下这首诗赠别。而北宋蜀刻本《李太白集》中这首诗题下有注释说:“白游泾县桃花潭,村人汪伦常酝美酒以待白,伦之裔孙至今宝其诗。”袁枚《随园诗话补遗》中的记载带有一定的传说的性质,可能不太可信,但《李太白集》中这首诗诗题下面的注释应当是可信的。也就是说,汪伦作为泾县地方上一个很有钱的“村人”,尽管为人“热情好客,倜傥不羁”,但跟李白之间本没有什么交情。因此,汪伦邀李白到他那里去游玩并盛情款待了他(也可能是李白自己前去而受到了汪伦的款待),完全是出于对李白的仰慕,也有可能是想借李白来抬高自己的声誉。因为据有关学者考证,李白游泾县桃花潭的时间是天宝十四载,即公元755年,这时的李白已经五十四五岁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也已经十余年了,尽管没有官爵,但早已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了。如此,就不难想见,以李白的为人,在受到汪伦的款待(不只是款待,还可能有一笔不菲的赠金),临别时汪伦又组织村人“踏歌”( 一种民间歌调,一边唱歌,一边以脚踏地打着拍子)送行,他自然会写诗来表达对汪伦的感谢。


尽管有学者据新发现的泾县《汪氏宗谱》、《汪渐公谱》、《汪氏续修支谱》中的记载——“汪伦又名凤林,仁素公之次子也,为唐时知名士,与李青莲、王辋川诸公相友善,数以诗文往来赠答。青莲居士尤为莫逆交。开元、天宝间,公为泾县令,青莲往候之,款洽不忍别。公解组后,居泾邑之桃花潭”(《李白学刊》第二辑,李子龙《关于汪伦其人》),认为汪伦不是一介“村人”,跟李白为“莫逆交”,说此诗或为汪伦闲居桃花潭时,李白来访所作。然而,《汪氏宗谱》等中的记载,很难找到有力的佐证史料,且“开元、天宝间”的时间界定也很模糊,因此,这些记载很可能是汪氏后人的附会,即汪伦与李白并非“莫逆交”。


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二十五岁的李白从巴蜀东下,开始了“第一次长江流域的漫游,南浮洞庭,北游襄汉,东上庐山,直下金陵、扬州,东北访汝南一带” (郭沫若《李白的家室索隐》,转引自《20世纪李白研究论文精选集》)。这期间,李白拜访了仰慕已久、名满天下、隐居襄阳鹿门山的大诗人孟浩然,受到孟浩然的热情接待。孟浩然虽然年长李白12岁且诗名卓著,但却仕途蹭蹬,李白的来访让他非常高兴。见面后,两人连续多日“抵掌谈诗,促膝论文”(安旗《李白传》),交换诗作,相互激赏。此后,李白接受孟浩然的建议,于开元十五年(727年)到湖北安陆与高宗朝宰相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李白《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的漫长生活。安陆离襄阳不远,在安陆期间李白又多次前去拜访孟浩然,两人很快成了挚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孟浩然不仅在年龄上是李白的兄长,在诗歌创作方面是李白的重要诗友,还是李白成名之前的重要的引荐人。当时的荆州长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韩朝宗,与孟浩然关系非常好,孟浩然曾向他举荐过李白,李白也曾向韩朝宗写过《上韩荆州书》以自荐。对年青的李白来说,与孟浩然的交往,使他获得了多方面的收益和长进。“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辑清芬!”( 李白《赠孟浩然》)不仅描绘了孟浩然风流儒雅的形象,表达了对孟浩然的钦敬仰慕之情,更有李白与这位前辈诗友之间思想情感上的共鸣。


    开元十八年(730年)春天,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今江苏扬州),便托元丹丘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今武汉市武昌)相会。在江夏的黄鹤楼,他们故地重逢,各诉思念之情。盘桓多日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船开走了,李白伫立江岸,望着那渐渐远去的孤帆,离别之情油然而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诞生了。


综上所述,从两首诗的创作缘起及李白与汪伦、孟浩然的关系和感情来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所体现出的李、孟两人的情谊,远比《赠汪伦》中李、汪两人的情谊要深厚得多。


其次,从两首诗的内容上,也可以看出主客之间情谊的不同。《赠汪伦》中最为人称道的诗句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清人沈德潜非常欣赏这两句诗,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唐诗别裁》)在这两句诗中,李白拿桃花潭水与汪伦对“我”的情谊相比,用夸张的手法指出深达千尺的“桃花潭水”,也比不上“汪伦送我情”。这虽然有些夸张的成分,但这份情谊确实很深厚了。


然而,有比较才有鉴别。与“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所表达的情感相比,这两句就淡薄得多了。因为“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所描绘的是:诗人把朋友送上船,船已经扬帆而去,而他还站在江边目送渐渐远去的风帆。诗人的目光一直遥望着帆影,直到帆影逐渐模糊,消失在碧空的尽头,诗人仍久久不愿离去,可见目送时间之长。帆影已经消逝了,然而诗人还在翘首凝望,等回过神来,才注意到一江春水在浩浩汤汤地向远远的水天相接处流着。同时,这里还暗含着一个比喻,即诗人把自己与孟浩然之间的友谊和对孟浩然的向往与思念比喻成了一江春水,这份友谊、这份向往与思念就像滔滔的江水一样天长地久,地老天荒。这显然不是那一潭纵然深达千尺的“桃花潭水”所能相比的。


其实,李、孟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在起句“故人西辞黄鹤楼”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故人”者,老朋友也。李、孟两人相差12岁,如果不是关系密切,情谊深厚,显然不能用“故人”来指称。 而在《赠汪伦》中,诗人直称自己和对方的姓名。明代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说:“伦,一村人耳,何亲于白?既酿酒以候之,复临行以祖(饯别)之,情固超俗矣。太白于景切情真处,信手拈出,所以调绝千古。”诚然,在这里,李白以直呼自己的姓名开始,又以称呼对方的名字作结,显得真率、亲切而洒脱,很有情味。但仔细咀嚼对照,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这样称呼还是有些浅淡,远没有“故人”来得亲切、深挚。


 

平淡之中见真情——莫言诺奖演说辞读后

 


平淡之中见真情


——莫言诺奖演说辞读后


 


北京时间20121280:30分左右,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发表了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文学讲座。这是莫言赴瑞典受领诺贝尔文学奖之旅的首次演说。


在这篇演八千多字的演讲中,莫言追忆了自己的母亲,回顾了文学创作之路,并与听众分享了三个意味深长的“故事”。无论是追忆母亲,回顾文学创作之路,还是讲述故事,莫言的演讲文字都给人平静而平淡之感。然而,在这平静而平淡的文字背后,却是演讲者的炙热的真情,尤其是对母亲的回忆部分。


在对母亲的回忆中,莫言说自己“是母亲最小的孩子”,“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经历过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艰难岁月的人,读到这段平静的文字,内心都不会平静的。生活的极度的贫穷和艰难、幼小心灵所承受的恐惧、母亲的疼爱等,无不让人唏嘘感叹。


莫言回忆母亲的第二件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食物异常匮乏的时候,人们为了真饱肚子,只要能吃的东西,就没有不吃的。在最为艰难的时候,甚至那些不能吃的如树皮之类也被拿来充饥。在那个年代,在农村,如莫言者大都有过挖野菜、拾庄稼的经历。而在那个“公家”利益高于一切甚至是人的生命的年代,只有那些手握权力的公社和生产队的干部们,才有权力处置“公家”的财产(其中自然少不了假公济私之举),普通社员是不能以任何方式拿“公家”的东西的,更何况莫言家的成分是“富裕中农”。正因为家庭成分是富裕中农,在政治上是不能与贫下中农享有同等的权利的,所以莫言的母亲才会被“看守麦田的人”打,而且被打了也无处去申诉。虽然都挣扎在贫困线以下,随时都受到饥饿的威胁,并且所谓的贫下中农其实也并没有真正享受到选举与被选举等起码的民主权利,但是在那个“专政”无处不在的年代,有权去“专政”一下别人,自然是件很光荣的事!


莫言所说的自己“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读着这段话,一个充满爱心的慈祥的而又对自己的孩子要求非常严厉的母亲的形象仿佛就在眼前。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普通百姓——社员确实一年到头很难吃上一顿饺子,但是还有人比他们更惨——只能去讨饭。俗话说:“要饭的还能嫌馍剩?”因此,少年莫言才会在自己吃饺子的时候用“半碗红薯干”打发要饭的老人,并斥责他“要就要,不要就滚!”莫言没有说当时母亲是怎么训斥他的,但我们可以想见,母亲对他的训斥一定是非常严厉的。不仅非常严厉,母亲还以自己的行动告诉了少年莫言应该怎样去对待弱者。


莫在演讲中所说的“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一毛钱,在现在算不了什么,丢在地上也未必有人会去拾,但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毛钱可以买2只鸡蛋,可以买1盒火柴,可以买一大堆青菜……,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想多挣“一毛钱”是非常不容易的。母亲因为少年莫言(莫言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多算了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而“泪流满面”,并且告诉莫言:“儿子,你让娘丢了脸。”母亲的言行是发自内心的,她用自己的言行告诉少年莫言什么叫诚实做人。母亲的“泪流满面”,母亲的“轻轻的”话语是震撼人心的。


莫言的“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从旧年代走到新中国的农村妇女。虽然她不识字,没有文化,但她却以自己的朴实的言行在教育影响着少年莫言。也许正是她的这种教育和影响,才使得莫言的许多作品能与“与世界性普世价值对接,能够宽容彼此价值(观有)(笔者补充)差异的人”,倡导“在不违背人性的前提下,人们应彼此宽解、尊重,而不是朝着别人扔石头”( 著名作家、《收获》杂志副编审、《莫言评传》作者叶开语)。


 莫言在接下来的演讲中,还讲了母亲为了让他读书对他的“袒护”和照顾,回顾、解释了自己几部主要作品的创作和意蕴,最后以三个小故事结束了这次演讲。所有这些,都跟对母亲的回忆一样,平静而平淡,但却是演讲者的真情的自然流露,真切而感人!

做自己的主人 成就自己的人生

  


    做自己的主人   成就自己的人生


     ——《态度决定一切》读后感


  


 


“你的态度就是你的真正主人。”


                        ——印度哲人(《态度决定一切·前言》)


 


 “一本好书,就是你的一个好朋友。”不记得是哪位哲人的名言了,但是这句话却是真理。最近读了《态度决定一切》(杨艳丽张军编著,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对这句话的理解更加深入了。“态度决定一切”,做任何事情我们必须有积极的态度,并且付出积极的行动才能够成功。


什么样的态度决定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决定一切》这本书中没有过多的谈论大道理,作者每每要阐明某个观点时,都会引用具体的实例来加以说明。这些例子虽然简单,但是寓意深刻,发人深省。


《态度决定一切》一书指出一个人的成功,需要出身、学历、能力、机遇等,但态度是你快速迈向成功的助推器,强调了“态度永远是你成功的基石”,“态度让一切皆有可能”。书中提出了打造正确态度的六项修炼,即从信念、目标、热情、学习与思考、习惯、行动等六个方面塑造自己卓越的态度;指出要用进取、变通、敬业、忠诚、责任、协作、人脉、自我管理以及创富的态度来成就我们完美的人生;阐明了迈向成功要具备的十二种黄金态度,即乐观、积极、归零、平和、强者、共赢、企业家、务实、卓越、创新、感恩、包容等十二种态度。全书主要通过大量的经典事例,对“态度决定一切”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特别强调了积极思维、积极态度的重要性。要成为人生的强者,我们要具有积极思维、积极态度,也就是说要有自信,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要相信自己,只要对自己不失望,充满自信心,精神就不会崩溃,哪怕自己暂时面临着再大的困难,也有可能战胜困难而获得成功。


“也许你会勤奋地工作而一事无成,但是,如果你不去勤奋工作,你就肯定不会有成就。”(第51页)套用这句话,我们可以对学生说,也许你勤奋学习了,然而成绩却不够理想,但是,如果你不去努力学习,你的成绩肯定不会理想。做为学生,我们就应该尽我所能地去学习,尽量使自己觉得更好。我们应该认识到,人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不可能永远都会让人满意,挫折、烦恼甚至失败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与波折,我们都不应对自己失去信心。因为一旦我们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我们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就失去了成功的希望。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人使自己长期处在低沉消极的状态,实在是一件很愚蠢的事。只要我们敢于面对现实、面对各种困难,总会找到解决问题和困难的办法。我们要学会从内心肯定自己,养成积极思考的习惯,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问题,克服困难。这样,我们即使处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也能发挥出我们的潜能和创造力,并通过努力而取得成功。


“真正有血性的人,绝不乞求别人的重视,也不怕被人忽视。”(拜伦语,第218页)我们要学会正确地认识自己,全面地看待自己和他人,更要学会正确面对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但不要太在乎别人的评价和看法。因为别人的评价和看法往往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有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自卑感。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要相信自己是最棒的。无论将来做什么工作,我们都要坚信世界上没有卑微的工作,只有卑微的工作态度。工作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面对工作的态度却是有区别的,是收获成功还是收获失败,往往取决取我们所拥有的态度。一个人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他的行为,决定了他对学习对工作是尽心尽力还是敷衍了事,是安于现状还是积极进取,从而也就决定了他在学习和工作上是否能够取得成就和成就的大小。


在人生的道路上,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艰难险阻,我们应该具有“决不轻言放弃”的态度和信念,而且还应该辩证地看待问题,用积极乐观的思维去审时度势,解决问题。我们更应该增强自信心,消除自卑感,努力学习,积极进取,去创造我们自己的美好明天。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不要企图去改变别人,而应该努力去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只有很好地改变了自己,才能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把大事规划好,把小事做到位”(第245页),从而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成就我们的人生!


 

为班以德与从“严”治班

 


为班以德与从“严”治班


——读《子产论政宽猛》有感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


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huánfú,杜预注:“萑苻,泽名,于泽劫人。”后因称盗贼出没之处为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左传·昭公二十年》


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著名的政治家,他执政期间,郑国做为一个小国在强国纷起的春秋时期获得了较好的发展空间。引文叙述了子产在病重时向继任者太叔托付国政,并介绍自己的执政经验——要根据情况来确定政策的宽猛。宽政与猛政,是相对于王道和霸道而言的,都是封建统治者统治百姓、治理国家的手段,子产用水与火作比喻,形象地阐发了二者的关系。子产死后,太叔继任执政,没有遵从子产的遗嘱,开始不忍“猛”而“宽”,致使盗贼纷起,社会动乱,后来他又转而实行猛政,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使盗贼猖獗的现象稍稍得到控制。“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与儒家的治国思想是相符合的,因此,他们的做法得到了孔子的赞扬和肯定。


诚如子产所言,“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几千年来的中国古代社会,“以德为政”“以德治国”,一直是志士仁人的理想和追求,但历朝历代,没有哪一个王朝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单纯依靠“德政”把国家治理好的。相反地,历代封建统治者虽然口头上要实行“德政”,而实际上推行的却是强力的专治制度,即所谓的“外儒内法”。


时代越发展,社会越进步,越是需要用规范和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现在早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高度文明的时代,民主与法制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建立法制化社会更是我们国家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同时,时代越发展,人类越进步,也越需要有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来指导引领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们的活动,从而使社会能够更加和谐地发展与进步。当今世界无论哪一个国家,要想把国家治理好,都必须加强并抓好法治建设。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法制不健全或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都会给国家带来混乱、动荡甚至灾难。而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道德的力量,也不能忽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风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很难治理得好,很难和谐有序地发展与进步。


国家、社会是这样,学校、班级也是这样。就班级管理而言,“德治”与“法治”两者也是缺一不可的。“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在班级管理中是,唯有“德”者能以“宽”服学生。在这方面,于漪、魏书生等当代杰出的教师做到了。他们以自己的学识、智慧和修养赢得了学生的信任和尊重,能进入他们的班级是学生的荣幸,因此,魏书生老师的班级管理几乎达到了“自动化”的程度,他经常出差在外,而他的班级却能正常运转,各项工作也都能井然有序地开展,并且学生的成绩丝毫不会受到影响。然而,这只能是特例,名师们能做到的,普通教师做起来却很难或者根本做不到。因此,“为班以德”是一种大境界,需要大智慧,普通教师一般不具备这样的境界和智慧。如果我们不能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而生硬地模仿名师们的做法,盲目地以“宽”来“善待”我们的学生,实际上是在纵容他们,就很可能使班级管理陷入被动甚至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班级管理工作中,是“由严入宽易,由宽入严难”。因此,对我们这些为数众多的普普通通的为人师者来说,在班级管理工作还是应该先“严”起来,等到班级各项事务都步入正轨,学生已经适应了正常的学习与生活,再慢慢适当地“宽”一些。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严”,和为政者的“猛”是不一样的,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学生,是需要教育的未成年人,对他们的“严”是要与爱紧密结合起来的。


具体说来,在班级管理中,从“严”治班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严”而有据。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中”,在接手一个班级之前,我们就应该有既定的管理目标,并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班级管理制度来规范、约束学生的行为。在班级管理中,如果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章制度,主观随意性太强,往往很难把一个班级管理好。一般说来,班级管理规章制度除了《中、小学生行为规范》和《学生守则》规定的一些内容外,大致还应该包括到校、上课、作业、卫生值日、请假等几个方面。这些方面,我们都应该制定出具体的条款,并在班内公布出来,指导并要求学生严格遵守。


需要指出的是,在制定班级管理规章制度时,我们应该多征求征求学生的意见,发动学生对班级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进行讨论,得到大多数学生认可的规章制度才能够发布并执行。有了大多数同学都认可的具体的可操作的规章制度,我们的班级日常管理就有了抓手,在执行了一段时间,学生们都已经习惯并适应了之后,我们甚至可以把很多班级事务交给学生们自己去做。能做到这样,我们的班级管理工作就成功了一大半了。


二、“严”而有度。在班级管理中,既要按既定的规章制度来从严要求和管理学生,又要把握好“严”的尺度,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做为中小学教师,我们所面对的是正处在成长阶段的未成年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改正缺点、修正方向的过程。因此,学生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对学生出现的问题或所犯的错误,该严厉批评的当然要严厉批评,但批评不是目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认识并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任何缺点和错误的改正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甚至可能会出现反复。因此,在对出现问题或犯了错误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之后,我们还应该为他们指出改正的措施和努力的方向,要有充分的耐心引导并指导学生逐步改正缺点和错误。同时,我们还要以“就事论事”的原则来对待每一个学生,一件事情处理好了、解决了就应该让它过去,如果学生再出现类似的或其他的问题、犯了别的错误,不能再把这些事情拿来说事。另外,对学生中出现的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我们也不妨“得过且过,听之任之”。能够做到这样,往往能收到较好的教育和管理效果。


三、“严”而有信。所谓“严”而有信,是指既然制定出了具体可行的班级管理规章制度,在平时的班级管理工作中,我们就要严格执行,就要教育指导学生严格遵守。在班级日常管理工作中,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该表扬奖励的按规定表扬奖励,该批评教育的也要按规定批评教育,而且要做到公平、公正,一视同仁。只有这样,我们所制定的班级管理规章制度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们做为班级的管理者也才能服众。


四、“严”而有爱。前文已经说过,班级管理中的“严”和为政的“猛”是有本质区别的,对学生的“严”要和爱紧密结合起来。做为班主任,我们对班级的从“严”管理,要以爱心、以对每一个学生的爱为前提,并且在日常管理工作中要让学生能体会到我们对他们的爱。“亲其师,方能信其道”,在班级管理工作中,如果学生能理解并体会到我们对他们的一片爱心,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教为乐 终生以之

 


以教为乐,终生以之


——《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读后


 


孟子有言:“君子有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身为教师,每每读到这句话都会感到格外亲切,都会由衷地感叹孟老夫子的睿智,远在两千多年前竟然能说出这样“于我心有戚戚焉”的经典话语。最近读了美国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约翰·I·古德莱得教授的学校教育研究专著《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后,对孟子的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是约翰·I·古德莱得教授所主持的美国教育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研之一——学校教育研究的成果。约翰·I·古德莱得教授所主持的这项研究,深入探讨了学校的各个领域,很少依赖专家的报告或依据学生纸笔考试分数,而主要是依赖于对一批有目的挑选的学校所进行的严谨而持续的观察、记录、比较和评估而进行的。这项研究规模空前,有27 000多人为此项研究提供了数据,同时调研组还聘请了一批名声显赫的学术精英为顾问,所以其成果和结论具有极高的学术和参考价值。


《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共十章,涉及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其中第六章是对“教师与教学环境”调查研究的结果。结论指出“(调查)样本中的绝大多数教师选择进入教师职业是出于理想的和助人为乐的精神。而且,感到实现了职业目标并愿意第二次选择教师职业的人占有很大的百分比”(P197)。平心而论,做为一名有着二十多年教龄的教师,看到这一研究结论,我是十分感慨的。二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在恢复高考制度后不久,我成了一名师范生,走出师范学校的大门后,我教了十二年的初中,此后的十几年一直教高中。经过二十多年的锻炼和磨砺,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可能生来就是一块当教师的料,越来越能体会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无穷乐趣。


诚然,做为教师,我们每天除了上课之外,“还要备课,改作业和试题,报告学生的出勤率,参加会议,与家长交流,并为学校档案提供各种数据”(P192),工作烦琐劳累。同时,我们的工作环境相对封闭,做为教师我们经常接触的只能是学生;因为是教师,我们在社交上也受到了更多的限制。更为重要的是,身为教师,我们为教育教学为我们的学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但我们的收入却是微薄的。在我们的同龄人中,许多在改革开放之初考上大学,走出校门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要么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一定的职务,有了相当的权力和很高的地位,要么有了自己的公司和产业,成了社会上的成功人士,而我们由于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注定了只能默默无闻而又清苦地过一辈子。不可否认,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在目前市场经济和一切向“钱”看的大背景下,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和我们队伍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教师这一职业和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的看法。在这方面,中外的情况是一样的。约翰·I·古德莱得教授也指出:“当人们将我们关于教师在学校里工作的环境的数据和其他研究中关于这些环境以及校外的大社会的数据联系起来时,人们就会感到泄气,不敢指望今后能不断吸收有献身精神的、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来当教师并留在教师队伍里。”(P220


但是,做为教师尤其是有十几、二十几教龄的已经成为学校教育教学的中坚力量的骨干教师,我们应该具有崇高的职业自豪感,应该以教书育人为乐,“以教为乐,终生以之!”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和追求。


“教师是学生学习中最有影响的因素”(P191),做为教师,我们肩负着传承文明,传授知识,培养学生的重任。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一批又一批天真幼稚而又懵懂无知的学生在我们的教导和引领下茁壮地成长着;在我们的教导和引领下,一批又一批学生升到更高一级的学校——每送走一批学生,我们都会得到一份收获的喜悦。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我们自己也沐浴着知识的阳光雨露,不断地汲取着人类智慧的精华,不断地充实着自己,不断地进步提高。获得这份实惠,我们心安理得,不必有丝毫愧疚,任何人都不会说我们假公济私,都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这种教学相长之乐,乃为人师者之乐一也。


其二,做为教师,我们的工作固然烦琐劳累,我们的收入固然微薄,我们的生活固然清苦,但是,我们坚守着三尺讲台,付出我们的心血和汗水培育着我们的学生,当一批批学生走出校门走上社会,成长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肩负起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重任时,我们能不享受到为人师者的成功之乐吗?当我们正埋头于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学生而付出时,忽然收到多年前的学生的一条祝福的短信或一件很小的礼物,我们能不感到由衷地欣慰吗?每逢节假日,当我们以前教过的或现在正在教的学生三五成群地来看望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不为此而高兴而自豪吗?这种为人师者的成功感,这种淳朴的师生情,我们终生受用不尽。


其三,如前所述,当今时代走的是市场经济之路,讲究的是一切向“钱”看,因此,为了“钱”人们不得不四处奔波,终日劳碌,以致精疲力竭而心力交瘁,一些人甚而至于在这物欲横流的花花世界中迷失了自己,沦为金钱的奴隶,有的因此而堕入犯罪的深渊。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目共睹的实实在在的事实。而我们当老师的,虽然不能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彻底远离金钱与物质的困扰,因为作为一个人,我们也要生存,也要养家糊口,但比起社会上那些被金钱所驱使的人,我们面对的是天真烂漫的学生,我们的工作要单纯得多——不需要餐风宿露,四处奔波;不需要肉山酒海,多方应酬;不需要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我们有条件坚守住心灵的一片净土,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本教科书、一支粉笔再加上一群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孩子就是我们工作的全部。当今社会,还有哪一种职业能够享受到这份清闲,这份悠然!


 


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就应该以教为乐,终生以之!

项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项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鸿门宴》中,项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没有项伯,项羽对刘邦的战争第二天可能就会发生;没有项伯,刘邦可能不会也不敢轻易到项羽军营来;没有项伯,鸿门宴上,刘邦不仅难以躲过项庄的刺杀,更难以轻易脱身;没有项伯,刘邦即使脱逃,恐怕也很难摆脱被追杀的厄运……然而,关于“项伯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项伯是一个重情重义、知恩图报的人,有人却说项伯是一个吃里爬外、是非不分的人;有人认为项伯是个叛徒,顾小义而违背大义,有人却说项伯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没把问题想得太复杂,缺乏政治头脑和政治远见,……


 


下面抄录《史记·项羽本纪》《史记·高祖本纪》《史记·留侯世家》中有关项伯的记载,并简要点评,真诚希望广大同仁能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1、《史记·项羽本纪》中,“鸿门宴”部分关于项伯的记载见课文。


点评:略。


2、项王已定东海来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刘邦之父——笔者注,下同)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项王从之。            (节选自《史记·项羽本纪》)


点评:楚汉相争中,项羽抓了刘邦的父亲及妻子儿女,在长期相持不下时,想要拿刘太公来胁迫刘邦出战。项伯应该能够看出项羽的这一意图,但却直接站出来为刘邦的父亲求情。“为天下者不顾家”,从道义上来说,两军对垒,拿对方的家人相要挟是不可行的,“虽杀之无益”,但做为项羽阵营中的主要人物却说“只益祸耳”,明着是替项羽着想,实际上是在帮刘邦的忙,为自己留后路。


3、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便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


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项氏,赐姓刘氏。                         (节选自《史记·项羽本纪》)


点评:太史公在《项羽本纪》结尾处,叙述了项羽死后,其初始封邑鲁地百姓愿为他死节之事,因汉把项羽之头出示给他们,向他们证明项羽已死,鲁人才投降。然后,太史公又交待了诸项氏的情况,特别指出项伯被封为射阳侯。这在事实上就和鲁地百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太史公对项伯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4、十二月(汉元年)中,遂至戏。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亚父劝项羽击沛公。方飨士,旦日合战。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力不敌。会项伯欲活张良,夜往见良,因以文谕项羽,项羽乃止。沛公从百余骑,驱之鸿门,见谢项羽。        (节选自《史记·高祖本纪》)


点评:这段记述说明,项伯确实是想救张良而去刘邦军中的。联系《项羽本纪》中关于项伯见张良的记载,可以看出,项伯从刘邦军中回来实际上为刘邦充当了信使。为救张良而泄漏军机,似乎情有可原,但充当刘邦的信使,则不仅与项伯在项羽军中的地位不符,而且可以说明项伯已经被张良和刘邦成功利用。


5、(张良)居下邳,为任侠。项伯杀人,从良匿。


……


项羽至鸿门下,欲击沛公,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私见张良,欲与俱去。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乃具以语沛公。沛公大惊,曰:“为将奈何?”良曰:“沛公诚欲倍项羽邪?”沛公曰:“鲰生教我距关无内诸侯,秦地可尽王,故听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项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为之奈何?”良乃固要项伯。项伯见沛公。沛公与饮为寿,结宾婚。令项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项羽,所以距关者,备他盗也。及见项羽后解,语在项羽事中。


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镒,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


                                   (节选自《史记·留侯世家》)


点评:《项羽本纪》中张良对刘邦说:“项伯杀人,臣活之。”这里是“项伯杀人,从良匿”。张良的祖辈、父辈相韩五世,韩为秦所灭后,张良拿出全部家产结交侠客,刺杀秦始皇,没成功被通缉而躲到下邳。这时的张良应该跟项伯一样,“为任侠”,好逞一时之勇,他们彼此之间不仅交往甚厚,而且张良对项伯还有救命之恩,所以项伯在危急时刻才会去救张良。但这时的张良早已不是当年任侠使气的张良了。张良在得到黄石老人的指点又读了黄石老人所赠的《太公兵法》之后,跟以前已经判若两人,已经成长为一个“运筹策帷帐中,决胜于千里外”的杰出的智谋之士,而项伯仍然是原来的项伯。从“良乃固要项伯”,可以看出项伯开始可能也认识到不应该见刘邦,但在张良的执意邀请下,还是去了。张良利用项伯帮助刘邦成功化解了危机,只是项伯被人利用却好像丝毫不自知。


如果说“鸿门宴”时,项伯被利用而不自知,是无心之过,似乎还情有可原,刘邦被封汉王后又收受张良的贿赂而为刘邦求得了汉中地,则可能就是有意为之,就完全背叛了项氏集团,而出卖自己人的利益了。